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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堡简介——历史文化长廊

时间:2013-09-15 09:27来源: 编辑发布:
透堡位于连江县境东北罗源湾畔,镇驻地透堡,海拔10米,距县城38公里。透堡镇是宋末爱国诗人郑思肖的故乡。明嘉靖间建有城堡,副总兵戚继光曾驻屯这里进剿倭寇。清初迁界有不少居民被迫迁徙内地。清末辛亥革命时透堡是革命党人重要活动基地,民国时期是闽东土地革命策源地之一。透堡自宋至清均属五贤乡安德里。民国初属第六区。民国24年编查保甲设透堡联保。民国29年为拱透乡。民国33年6月与马赤乡合并成立马透乡。民国35年改称所南乡。新中国成立后属第六区,曾为区委驻地。1952年后为区属镇,1958年属马鼻人民公社。1984年6月撤销公社建制仍属马鼻乡。1990年9月从马鼻析出成立透堡乡,1992年8月改为镇建制。1995年全镇陆地总面积25.1平方公里,设8个村民委员会,67个村民小组,计4560户20143人,分布12个自然村。
透堡镇西南部群山环抱,东北部为冲海积平原,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县内重要农业区。1990年后增加农业投入,不断改善生产条件,优化农业结构,初步形成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多种产业齐头并进的格局。1995年全镇耕地面积9133亩,粮豆总产量7307吨;山林面积16435亩;果园3200亩,年产1280吨;蔬菜产量4982吨;茶园3800亩,年产250吨;茉莉花2800亩。透堡镇茶叶多产在炉山,色质皆佳,久负盛誉,远销国内外,建有茶、花专业市场,现有精制茶厂15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设有茶庄。乡镇企业已发展到378家,产值8700万元。建筑、服装、食品加工已初具规模。
早期入迁透堡的居民大多聚族而居,逐步形成大小不等的村落,但比较分散。由于历史上迁徙频繁,村落亦兴废无常。透堡地理位置相对较好,背山面海,地势平缓,发源于炉山的大溪,从西南向东北蜿蜒穿越透堡境内,历来是居民生产生活的水利命脉,不少村落即沿溪而建。随着人口增加和住宅区扩大,部分村落已连成一片,形成一条约1华里长的直透的街道,俗称“透街”,其外形颇似凤鸟,故又称“凤城”,传说曾与连江县城争夺县治。明嘉靖四十年(1661年),为防倭寇侵扰,在透堡营建城堡,周310丈,设4道门,此后遂改称透堡,沿用至今。据清代《连江县志》载,透堡辖内有名称的村落计24个,透堡逐渐成为附近村落居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一些居住偏僻小村的居民也逐渐向透堡及附近迁移,从而使村落规模逐步扩大。到民国后期透堡境内的自然村仅剩下15~11个。但部分历史村名仍流传至今。
新中国成立初,透堡曾作为第六区区委所在地,不久移驻马鼻。透堡是区属镇,至1958年9月公社化后归属马鼻公社,透堡境内有11个自然村,分设8个大队。1958年年底因兴办小型发电厂需要,炉山下自然村迁移到透堡。1992年和1996年,大溪里和上澳2个自然村,也相继搬迁到透堡与尖墩之间的三叉路旁定居。到2000年,全镇只有透堡、尖墩、龙头、塘里、陇柄、馆读6个自然村,共设8个村民委员会。其中透堡是全镇最大村落和中心集镇,为镇政府所在地,有3个村民委员会(北街、西门、南街),总人口10834人,计30个姓氏。其中林、黄、杨、郑、李姓的占86%。
(一)北街村
2000年,人口4393人,23个姓氏。林、黄、郑3姓近占90%。其余20个姓仅占10%。全村耕地面积1937亩,粮食总产1635吨,水果产量403吨,肉类禽蛋产量119吨,蔬菜产量1297吨。社会总产值3844万元,其中,工业产值2128万元,农业产值830万元,商业饮食业产值706万元,交通运输业产值180万元。村财政年收入26.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50元。
(二)西门村
2000年,人口3613人,19个姓氏。其中,黄姓2000余人,约占55%,杨、林、颜约1200人,占33%。其余15个姓仅占12%。全村耕地1751亩,粮食总产1359吨,水果产量462吨,肉类禽蛋产量104吨,蔬菜产量1125吨。社会总产值2944万元,其中,工业产值1770万元,农业产值694万元,商业饮食业产值248万元,交通运输业产值232万元。村财政年收入25.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
(三)南街村
2000年,人口2828人,28个姓氏,杨姓1600人,占57%,林姓600多人,占21%,李姓300多人,占11%,其余25姓仅占11%。全村耕地1299亩,粮食总产1180吨,水果产量310吨,肉类禽蛋产量88吨,蔬菜产量968吨。社会总产值3171万元,其中,工业产值1835万元,农业产值571万元,商业饮食业产值550万元,交通运输业产值215万元。村财政年收入24.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30元。
(四)尖墩村
为透堡镇第二大村落,在透堡东北部近1公里,紧靠罗源湾。原有田墘、上澳2个自然村已与尖墩连成一片。只设1个村民委员会。2000年,人口3873人,只有7个姓氏,其中,王姓3400多人,占88%,次为林姓400余人,占11%,其他5姓仅占1%。全村耕地面积1770亩,粮食总产1400多吨,水产品产量1394吨,水果产量80吨,肉类禽蛋产量106吨,蔬菜产量954吨。社会总产值2469万元,其中,农业产值1779万元,交通运输业产值593万元,商业饮食业产值70万元,工业产值27万元。村财政年收入19.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12元。
(五)龙头村
在透堡镇东部,距镇1公里多,紧临罗源湾。因山形象龙头而得名。2000年,总人口1729人,主要聚居刘、林、郑3姓。其中,刘姓1400多人,占全村总人口81%。全村耕地512亩,粮食产量500多吨,水产品产量1004吨,水果产量40吨,肉类禽蛋产量63吨,蔬菜产量339吨。社会总产值2491万元,其中,农业产值1699万元,交通运输业产值414万元,工业产值359万元,商业饮食业产值19万元。村财政年收入1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05元。
(六)陇柄村
在透堡镇西南部,距镇不到1公里。因在龟山麓之后垄头而得名。历史上又称阪头、西安。现设1个村民委员会。2000年,人口1191人,25个姓氏,其中,杨姓1000余人,占全村人口的84%。其余黄、林、陈等24个姓只占16%。全村耕地575亩,粮食总产546吨,水果产量205吨,肉类禽蛋产量59吨,蔬菜产量328吨。社会总产值2396万元,其中,工业产值1617万元,农业产值357万元,商业饮食业产值301万元,交通运输业产值121万元。村财政年收入8.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639元。
(七)塘里村
在透堡镇的东部,距镇约0.5公里。古名东里,亦称东导、东阳。因“东”与“塘”音近,习惯称为塘里。古时罗源湾海域曾延伸至塘里口,可供通航。一度成为港口和货物集散地,后来逐渐淤积成陆。该村右边是岭兜自然村,90年代后,居民住宅已与塘里连成一体。因而也有合称为“塘岭”。只设1个村民委员会,叫塘里。2000年,人口1391人,有11个姓氏,以郑、杨为主,各有300多人口,陈、蔡、林、廖各有100余人。以上5姓占80%,其他6姓仅占20%。全村耕地632亩,粮食总产754吨,水果产量171吨,肉类禽蛋产量62吨,蔬菜产量406吨。社会总产值1853万元,其中,工业产值1060万元,商业饮食业产值430万元,农业产值347万元,交通运输业产值16万元。村财政年收入15.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683元。
(八)馆读村
在透堡镇的西北部,紧倚炉山,距镇约2公里。古时村口是罗源湾海域,经长期淤积成陆。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有青铜器及石镞、石斧等文物。在金鸡座地方地层中尚有堆积的牡蛎壳。传说古时该村有一位林氏官员弃官回乡设馆收徒教读,故名馆读。现设1个村民委员会,2000年,人口1344人,主要聚居陈、许、黄、郑、吴、邓等6个姓。其中,陈姓为元末迁来,现有人口近800人,占一半多,其次许姓330多人,黄姓120多人,郑姓近100人。全村耕地657亩,粮食总产700多吨,水果产量179吨,肉类禽蛋产量65吨,蔬菜产量448吨。社会总产值856万元,其中,农业产值381万元,工业产值213万元,商业饮食业产值150万元,交通运输业产值112万元。村财政年收入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620元。
  当我们踏上连江县东北部,巍峻的炉山下,浩淼的罗源湾西畔,富有神韵的透堡镇就展现在眼前。它有着3000多年历史,拥有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传奇,坚固的城垣,古老的庙宇,雄伟的桥梁,像一颗颗闪着耀光的珍珠,仿佛走进一条斑斓神奇的历史文化长廊。

  透堡古称“新德里”,物华天宝。1987年,福州市开展地下文物普查时,令人振奋地发现透堡境内后门仓、碗窑坪等遗址,出土了商周时期印纹、席纹、弦纹、方格纹、云雷纹等陶瓷残片,穿越历史的封尘,籍以再现透堡历史悠久的芳菲。其实,透堡境内有历史价值的各类文化遗址和文物胜迹何止七十多处!传说,晋太康3年(公元282年),连江始建温麻县,簇居“凤穴”的透堡,也是府址“二择一”的首选地。唐宋以来,透堡承继着中国悠久宗教文化,儒、道、佛三教竞相发展,相继建起了佛寺道观10多处,迄今保留较好的唐代古刹还有4座。民国版《连江县志》记载,建于南朝梁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的净安寺,是连江县最早建筑的佛寺。透堡背倚香炉山,是唐代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闽书》、《全唐文》均有记载。《福建道教》简述:“唐时福建的著名道士章寿,连江人,开元年(公元713—741)学得道术,修炼凤山,曾除蛇害于延平津中。连江县香炉山有其炼丹井、章仙坛遗址,玄宗敕书碑碣记其事。”中国传统道教“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人类追求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透堡在道教发展史中,留下一道神秘的色彩。相传,儒家学说集大成者朱熹,为避“伪学”,曾寓居透堡,在馆读村设馆“授业解惑”,馆读村缘此得名。在透堡,朱熹的“思祭台”遗迹犹存;民间仍传唱着朱喜的“葱麦诗”。后人还建立了“朱子赛社”和“魁星赛社”民间文体组织,不仅跟历史联系,也与时代同步,曾在此为朱熹举行纪念活动。

  透堡地灵人杰,历来读书蔚成风气,文化底蕴积淀厚重。据清代县志和郑、王、黄、杨、林诸姓谱牒记载,历朝透堡参加科举中试的就有郑瑜、郑玟、王元鼎、郑南卿、王聿求、黄茂材等四十多位进士。他们多能明辨是非,高风亮节。大义凛然,燃起了一缕爱国忧民的强烈辉光。其出类拔萃者郑鉴(公元1145—1182年),透堡塘里村人,字自明,号植斋,天资聪颖,勤学知深,自幼“已有忧天下之心”,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以品学兼优,补太学上舍生,后经礼部会试及廷试,两优释褐,名列前茅,时人称为“状元”,并由礼部拨库银若干两。准其在祖籍连江透堡兴建“状元坊”、“状元街”,以示恩荣,故称“新德里”,俗称“透街”。郑鉴官至太子仕讲,一生光明磊落。步入仕职的他,刚正不阿,谏言切真,使“明主所为虚心而嘉叹,群公所为变容而骇愕,善类所为喜幸而心开,邪党所为戚嗟而气索”。但因触及时弊,邪党嫌忌,后贬为知台州,38岁卒于任所。理学宗师朱熹亲撰祭文,极赞郑鉴“古诤臣之风”。迄今,状元街、状元坊遗迹犹在。而传说宋淳熙间(公元1174—1189年)“奉旨拨皇银建造于郑氏祖家后花园中的状元井”,依然泉水清浪,长涌不息。“状元井”,花岗石砌造,原井面圆形,无栏,由两块花岗石凿成半圆形孔,拼合为井口,口径40厘米,上覆以圆形石盖,水井内径70厘米,井深4米,现该井面用水泥砖砌成高1米的方井围,加以保护。井水春和、夏凉、秋温、冬暖。“饮水思源”,如今幽幽的井水还在述说着当年郑鉴为学为人为政的故事。

  “状元井”的西边,不远处,便是尊王宫,始建唐代,清代重修,1992年复建。一座平常而又质朴的江南宫庙,火墙、木柱、戏台、座厅、佛殿、曲郎、屏门、屏顶、翘角,连理布局,装点得静穆壮丽。周围有小溪流水回转,廓外有田园风光照应,一幅充满风情的画卷,显得清幽、雅致、宽敞。据说,这里曾是郑起读书处。南宋末年,政治衰败,民族矛盾激烈。郑起、郑思肖的心,是跟家国的忧患和追求相联系的,时势造英雄,父子俩都是宋末著名的爱国诗人。郑思肖,原名所南,1239年出生,卒于1316年,一生著作颇丰,写了大量气壮山河的爱国诗篇。在旧《连江县志•艺文》中有记载的就有力作《铁函心史》等13部文集,“该书于1283年用铁匣石灰等封闭后沉人苏州承天寺古井里,直到明崇祯11年(1638年),因旱淘井才发现,历355年仍完好无损,留传至今,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部奇书”。《中国文学发展史》评述他120图诗集时说:“其诗皆清远绝俗,用象征手法,表现怀念故国的情绪。”郭沫若先生赞誉郑所南是“民族意识最强烈的人。”小时候,他跟父亲学种兰花,习画兰花,渐人佳境,画兰成癖,其芳名荣列苏州贤士林。精墨兰,画题诗“能是君子,绝非小人,深山之中,以天为春”,从中熏陶崇高的情感。后仕“以太学上舍就博学弘词科”。时值元军南下,“词切直忤当路”上书朝廷抗元。宋亡后,改某称“思肖”、字“忆翁”、号“所南”,寄寓思念赵宋、永纪宋帝,不面北事元,精忠南宋之意。民国35年透堡因之改为所南乡。

  据连江县地方志统计资料表明,从民国及清前,透堡籍人士任知县以上职官达67人,新中国成立后副处级以上干部和博士等高级专业人员有48人,杨志名等3人还出版了《鹦鹉奇缘》电视剧等著作18部。透堡代出名人文人贤人,遗有大量诗文传世。这不仅为今人重展一幅壮丽文化景观的长卷,而且留给后代是一种精神和力量。

  透堡古建筑瑰奇壮丽。一段千百米长的秀丽大溪如同一条护城河,从西南绕城廓向东北蜿蜒人海,水面上迄今仍横卧着四座宋代古石桥,递接悠悠的石板路,向远方延伸。就群体而论,桥与桥布局,规模大小,间距密度,紧凑协拍。以单体而言,也许是建筑时空不同,这些古桥风格迥异,姿样别具,宛如彩虹。最长的五峰桥,3孔,石桥长18.3米,宽3.3米,始建宋淳熙年间。次长的飞凤桥,桥长18米,宽3.2米,始建唐宋年代。而那似横虹卧波的“登云桥”,最为壮观。是古时宁德、罗源等沿海五县“举子”赴省城或进京考试必经“通衢”,桥的西端,紧结峻峭的透堡岭,拾级登阶,似平步青云,故名。登云桥位于透堡西门外文昌祠南侧,相传建于唐宋间,东西走向,花岗石构,桥墩扎溪,二孔疏流,船形石台,挺起脊背,安放石梁,宽厚益彰,恬淡平实。桥面长10.4米,阔3.2米,高5米,石条桥栏,横杆若凳,行人歇脚,回力坐观,总有一种清新、凉爽、宁静之惬意。人走桥上,顿觉古朴、安稳。放眼五桥,历史文化的厚重在这里凝聚。

  明代,倭寇屡扰我闽东南沿海,民不聊生。为防倭、抗倭、制倭,当地军民联手修建透堡城堡。此后把“透街”改称现名“透堡”。史载“在新德里,元设宁善乡等巡检于此,明嘉靖40年筑,堡周三百一十丈,为门四”。城堡环城呈圆形,现存百米遗迹,城垣高5米,宽4米,外墙以长方形花岗岩条石砌就,内腹夯填沙土,坚实牢固。东南面,清清溪流护城;西北面,巍巍炉山拱卫。透堡成为名符其实的城堡。东西南北四城门,现保持原状的只有北门和修竣后的东门,呈方形,高3米,宽4米,深4米。御敌自卫的城堡,是古代连江县人民反侵略战争军事设施的重要遗址。游人到此寻觅古迹,思幽古之情,当年高昂激越的抗倭呼声,似乎仍在耳边回荡。

  透堡高耸着家口、龙头、寨兜3处烽火台,建于明嘉靖年间,为明朝副总兵戚继光驻屯透堡进剿倭寇时修筑的军事设施。家口烽火台。建在炉山南麓海拔500米的峰顶上,背依群山,守望着东、北、南三面海疆,警惕着海寇偷袭。民国间重修,墙台囱状,略方,模棱,腹微鼓,实心中填土至顶,下陷呈凹字形,内部预留放干草等燃物空间,备点火报警,背面叠石有隙,可攀添草助燃。其建筑面积36平方米,台基高出地面4.6米,囱体残垣高3.6米,平口沿径5米。在抗倭反侵略斗争中,烽火台发挥了应有作用。嘉靖42年(公元1563年)5月初二日,当获悉倭寇从罗源湾大举入侵的可靠军事情报后,戚家军在烽火台上,白天燃烟,晚上火光传递着信号,他们采纳邑将陈第“平倭策”,“用‘土撬’大破倭寇于马鼻”,把倭寇杀的杀,伤的伤,俘的俘,大获全胜。明嘉靖年间,当地百姓,在透堡岭白鹤山北坡,还建了保民堂。为褒扬民族英雄戚继光剿倭卓著功绩,雕塑了戚将军的威武神像,供香客朝拜,故又称戚公祠。如今,烽火台虽圮荒草萋萋,但是,凭吊往古,风物长宜,它依然光耀历史。    

  清末辛亥革命时,透堡是革命党人重要活动基地。赫赫盛名的棋盘堂,座落在透堡西门外的石井旁,清康熙45年(公元1706年)建,面积约450平方米,东西两面设封闭式防火墙,两进,中间留天井和放生池,门厅硬山顶,正厅灰瓦铺盖,穿斗式木构架通间。当年,邑贤辛亥革命先驱吴适,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8年在棋盘堂成立光复会,开展读书习武、发动群众、酝酿民主革命活动。1911年,在“报国图革命、舍身拯危亡”的激昂口号声中,他率光复会26人,从棋盘堂开拔,毅然赴粤参加广州起义,在黄兴带领下,进攻两广督署,英勇奋战。透堡籍黄忠炳、王灿登连同连江县的罗乃琳、卓秋元、胡应升、杨西惠、魏金龙、陈清畴、陈发炎等九英烈,碧血黄花,壮烈牺牲,英名荣镌在广州黄花岗72烈士纪念碑上,孙中山先生称誉辛亥革命“闽有连江,粤有花县”。一曲颂歌。方寸天地,大干世界。棋盘堂永留史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仁人志士孕育的摇篮。这是连江的光荣与骄傲。

  福州市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建立在透堡。这儿有60多位革命烈士,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透堡的“二三革命”纪念碑。正面中书纪念文字,背面书“二三革命烈士墓”,耸立在棋盘堂边的山丘上,占地亩许,周围花木扶疏,如今成了纪念英烈,砥砺后世,培育爱国主义的一大课堂。纪念碑的东北面建有当年陈云飞题写的“土地革命纪念亭”;纪念碑的南面透堡杨厝街彭厝里,一座清代木屋,原为杨而菖烈士故居,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曾在此指导秋收减租斗争,是当年土地革命议事处遗址;纪念碑的东面是威震闽东的透堡革命暴动纪念馆和“老区革命纪念馆”,馆内摆设诸多革命历史照片和文物资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邓子恢、叶飞等同志曾多次来连江指导革命斗争。一块红色的土地,记述了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续 史实,讲述着透堡是闽中、闽东革命策源地的历史概况,谱写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透堡的古民居,多数是宋、明、清的土木结构建筑,喜坐北朝南,一般为“四合院”,显得古朴、古风、古韵。民居簇拥在透堡的大街小巷。过去铺着鹅孵石的路面现已为水泥路面取代,它像大榕树的枝丫连结着家家户户。在古朴的民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透堡南大街的杨家祠。它建于明万历38年,清光绪13年重修,三进,六扇五间,面积760平方米。这座普通的乡村家祠,左右两边风火墙,中段波浪式拱起。显露上冲之势,正堂高阔、宽敞,构架严谨,装饰素朴,富有质感。明代太师、宰相叶台山(叶向高)曾为中堂题匾“敦睦高风”,邑人工部右侍郎董应举也为插屏额题写“教义堂”横匾,历史名人陈第、萨镇冰等,曾为对称展开的堂柱题写了楹联,文化氛围浓烈,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它还是连江“二三土地革命”先驱杨而菖的祖祠。杨而菖192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连江中心县委书记、闽东工农游击队第十三支队、总队队长兼政委,是连罗两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的母亲王水莲,培养出三孩子,都献身革命事业,人们尊称她“杨母”。1961年,“杨母”作为全国烈军属代表,赴北京参和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被毛主席誉为“革命老妈妈”。

  革命薪火传承,文化力源涌流。这是透堡水恒的魅力。它不愧为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阮道明供稿)

王水莲

  王水莲,连江县马鼻尖墩村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6岁时嫁给透堡乡杨孝知为妻,生有3子。1924年杨孝知去世,王水莲一边操劳家务,一边做杂工养家糊口,还省吃俭用送次子杨而菖读书。

  杨而菖在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9月,初中毕业后到官岭小学教书,并在节假日回透堡进行革命活动。王水莲在儿子影响下于1930年5月参加革命,成为全县第一个女农会会员。她积极参加减租抗债斗争,还把在家的两个儿子送去当红军,自己也成为游击队交通员。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担任透堡乡苏维埃妇女部长。1934年1月1日,杨而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王水莲强忍悲痛号召群众革命到底。她带领妇女们照料红军伤员,支持革命斗争。

  1935年,王水莲被敌人逮捕。她在狱中坚贞不屈,最后因病重被保外就医。出狱后,她的3个儿子都已经为革命牺牲了。她擦干眼泪,和地下党接上关系,继续在连江坚持革命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王水莲以60多岁高龄积极参加土改和农业生产。1951年、1959年和1963年三次被评为全国军属模范,到北京参加会议,人们都尊称她为“杨母”。她历任透堡镇副镇长、福建省妇联常委等职务,1967年11月因积劳成疾逝世,享年78岁。

温福铁路将在连江透堡预留车站

网讯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召开《温福铁路可行性研究补充报告》评审会,同意新建温福铁路预留透堡车站设站条件。

  透堡镇是福州可门港的门户,为了推进可门港的发展,连江县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提出要在温福铁路预留设立透堡车站的申请。此次,国家发改委同意该县预留透堡车站设站条件,将会为建设可门港铁路专用线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温福铁路是目前国内最高标准的沿海(上海——深圳)大通道,建成后,列车时速将达到160——200公里。

画菊
作者: 郑思肖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郑思肖,1241年生,1318年逝世,连江(今属福建)人。字亿翁,号所南。宋末曾以太学生应博学鸿词试,授和靖书院山长。宋亡后,隐居平江(今江苏苏州)。坐卧必向南,誓不与北人交往,因号所南。擅画墨兰,兼工墨竹。画兰根不著土,以寄故国之思。《墨兰图》(郑思肖    卷 纸本 水墨    纵25.7厘米 横42.4厘米    [日]大阪室立美术馆藏)  此图以淡墨写幽兰一丛,萧散清逸,风韵自标。无水土杂木,简洁疏朗,高雅不群。画家于宋亡后画兰皆不写土,人问何故,答曰:“土为蕃人所夺,汝尚不知耶?”拳拳爱国之情,于此可见

二砺(郑思肖•七言)

愁里高歌梁公吟,犹如金玉戛商音。

十年勾践亡吴计,七日包胥哭楚心。

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啮空林。

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竞陆沉?


奇人•奇书•奇作者
——读陈福康著《井中奇书考》
来新夏
收到陈福康先生所赠近著《井中奇书考》已有数月,而至今方能展读的原因,一是因年老体衰,常常有病,往往十天半月不读书;再者,这本书因作者在书未出版前曾来舍向我谈过著述缘由,对我很有吸引力,总想认真通读一下。直至近日,始专用了十日之功,粗粗浏览一过,确有所得。书序是由老学者胡道静先生所撰,以一“奇”字立言,指明“《心史》,奇书也。郑所南,奇人也。”又云:“福康同志,岂非亦当代之奇人乎?《井中奇书考》亦岂非当代之奇书乎?”我与胡老有同感焉,乃以《奇人•奇书•奇作者》为题而论其事,并向读者推荐。

一、奇人郑思肖

抗日战争时,我正身在沦陷区读中学,郑思肖的事迹曾由老师在讲课中介绍过,也为较多学生所传颂,把他视为爱国志士。十年前我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撰写《明耻篇》一书时,也把郑思肖作为二十几位知耻者列入其中。所以自认为对这样一位有卓立独行的奇人似乎已有一种比较完整的认识:

郑思肖字忆翁,别号所南,福建连江人。南宋理宗淳佑元年(1241年)生,元仁宗延佑五年卒,年78岁。他是宋元之际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诗人和画家。他的一生形迹足称为人景仰的奇人:

——他20岁左右,已是太学优等生。这是通达仕途的一条途径,但他放弃了,随侍父亲寄居西湖侧畔,与四方名儒硕学交往,增广见闻。

——当元军大举南下时,他到临安(今杭州)叩宫门上疏皇帝,怒斥尸位素餐者之恃权误国,要求革除弊政,重振国威,抵抗元军。因言辞激烈,上书被扣压,未予上报。

——南宋灭亡后,他学习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精神,不臣服蒙元的统治,自称“孤臣”。因肖是赵(赵是宋的国姓)的构成部分,所以改名思肖,字号忆翁和所南也都包含有怀念赵宋的意思。他把居室题额为“本穴世家”,如将“本”下的“十”字移入“穴”字中间,便成“大宋世家”,以示对宋的忠诚。

一一他原与宋宗室、著名画家赵孟兆页交往较多。后赵降元并任官。郑即与之绝交。

——他擅画兰,宋亡后,所画兰均无土和根,因土地已沦丧于异族。无从扎根。

从这些行事可以大致看到一位“奇人”的身影,但当读过陈福康先生所著《井中奇书考》后,便深感我对郑思肖所知的肤浅。陈书以四章的篇幅论述郑思肖的生平与家世、郑思肖的绘画、郑思肖的诗文与创作历程以及郑思肖与宋季爱国文人诸方面,凸现了郑思肖的立体形象。他努力挖掘元明人的私家著述及郑思肖有关自述中的生平资料,从元初柴志道为郑父文集序中涉及的一言半语至明初卢熊所撰《郑所南小传》之详尽,共有十余人为之传,而从郑氏自著诸作中更多有所得,至是郑氏生平,应称大备。谓福康为竭泽而渔,似不为过。而郑思肖之“独往独来,独处独坐,独行独吟,独笑独哭”的奇人之“奇”,也已勾画无遗。尤以对郑思肖所撰《先君菊山翁家传》之考辨,博引旁征,鞭辟入里,不仅使郑氏家世明晰,更可证《心史》之非伪书。郑氏善画兰,人多知之,而深入钻研其事者盖鲜,陈福康先生于此广搜博采,阐明郑氏绘画题材不仅限于墨兰而更为广泛,凡古今中外人士有所论述及著录郑氏画作者均以入文。而总其意旨说:“郑思肖的绘画,是他的爱国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于郑氏诗文搜罗颇富,而于条列诸书,皆能撮其大要,论其指归,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得作者深意。陈福康先生以郑氏一篇自序为

据,依次对所列72位人物进行考索并论及与郑氏之关系。实则陈福康先生意不仅在于论述有关人物,盖借此示人将郑氏置于宋季知识群体中予以研究论断。其方法固称科学,但非殚精竭虑不可得也。

二、奇书《心史》

《心史》是郑思肖将一生奇气伟节之作合为一书的汇编,是郑思肖独立特行的证据。郑氏自35岁宋亡后便离家出走,从此浪迹于吴中名山、道观、禅院,40年间写下了大量抒发爱国情操的诗文,有《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一卷,共收诗250首,杂文4篇,前后自序5篇。共命名为《心史》。当时形势,无法刊行。所以,他在晚年将《心史》重缄封好,藏于苏州承天寺眢井中。《心史》中的所有文字都饱含血泪,他讴歌了南宋的爱国志士,痈斥了奸臣佞徒,控诉了元军的暴行,充分表述了自己的爱国与忠诚。如在《过徐子方书塾》诗中说:“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在《八励》诗中说:“泪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峰插入天”,慷慨激越,足征忠肝义胆。难怪近代学者梁启超穷日夜之力读《心史》,每尽一篇辄热血“腾跃一度”,梁氏深有感慨地说:“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心史》在枯井中沉埋达350余年,直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始被发现,《心史》被藏在一大铁盒子中,外写“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于是这部光照千古的奇书方见于世。而陈福康先生为更深入论证《心史》之奇,于是在《井中奇书考》中复以五章篇幅详论《心史》出井与刊刻经过、明刊本的序跋、《心史》与明清之际爱国文人的关系、“伪书说”的出现以及《心史》的文学和史学的价值等方面,以详尽史料,进一步证实《心史》之确为奇书。

陈福康先生根据《心史》最早的明末两种刊本所载序跋与《承天寺藏书井碑阴记》等文献论定《心史》出井的事实,从而奠定《心史》之非伪的初基。从多方论证中可知,古籍出于水除河图洛书之传说外,其“真的藏于水而出于世,写于古而传于今的奇书”,那就只有《心史》一书了。陈氏于序跋作者数十人均详加考订,证实《心史》出井时,已为人称奇不已。是以,陈福康先生于《引言》中即断言称,《心史》为“不仅保藏奇、发现奇,而且刊刻奇、内容奇、作者奇,而更奇的,大概还数它问世后的遇之奇”。

所谓问世后的遭遇之奇,乃指《心史》出井后,从明清之际起,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历经360余年,始终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相异之见,一部分文人学者肯定《心史》之奇,之价值;而另一部分文人学者则持一种“伪书说”,全盘否定这部奇人奇书的价值。陈福康先生坚定地捍卫《心史》的“真”与“奇”,对“伪书说”辟专章进行透彻的驳斥。他将二说的有关人物逐一引述其论点与说法,详加申论。陈氏虽自有定见,但于相异诸说,也尚能公正地剖析辨诘,不作武断抹杀之语。

一部出井著述,历经360余年,竟然引动如此多知名学者,各抒己见,聚讼不已,更可称《心史》之一大奇,谓《心史》为奇书,不亦宜乎?

三、奇作者陈福康

奇作者谁?《井中奇书考》之作者陈福康先生也。何以谓之奇,凡立身行事不同流俗,不媚世悦人者,皆得称奇。胡老道静为《井中奇书考》作序,已直言其事,称陈氏为奇人。我识其人,复读其书,而与胡老有共识焉。

陈福康先生为现代文学评论大师李何林先生的博士弟子,曾著有《郑振铎年谱》,功力深厚,而对中国文学史亦时有议论。苟从时尚,当力求以现代文学领域作终南捷径,获取名利,但他不以此为意,淡泊自守,不惜耗二十年光阴,为前贤洗冤定位,其痴迷于学术与个人理念,与世之奔竞者比照,足称一奇。

陈福康先生之著《井中奇书考》无放言高论,而力求平实,无一事无出处,无一字无来源,并于引言中自称著述之方法乃在考证。今之敢如此昌言考证者固无几人,而陈氏更有一段与世相忤的精彩言论说:“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考证就交了华盖运,被命定地与‘繁琐’,绑在一起,更莫名其妙地被归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学术界拨乱反正以后,惟考证一道似仍未脱华盖运。”又说:“学风本关乎世运,蔑视实学,崇尚玄谈所造成的后果,早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出来。因此我一直认为现在亟需为考证本身‘洗冤’。”我于其说自当引为同调,前于拙著《古籍整理散论》中专立《考证篇》专章,一申其说,然终未能若陈氏之作如此振聋发聩之警世谠言,公然与世风相忤,当又称一奇。

陈福康先生之撰《井中奇书考》之际,正屈身于缺少图书资料,缺少师长同调,缺少经费钞票,以讲授外语为主的学校中,谋升斗之需,但读其著述,见其搜罗发掘史料如此之深广,实属难能,而尤见功力者,则其所用书多为习见书。先师余季豫先生即以读已见书自励,而为后学所仰止。陈氏论宋时事多用《宋史》、《宋诗记事》及《宋元学案》等著述,然又不偏废为一些人视为支流杂书之方志、笔记等。更兼及域外学者见解。其征引史料之富,令人瞠目,其治学之艰难,衡之浮躁者之偶得一二,便大发蹈虚之论,似无以并论。此亦可称一奇。

有此三奇,誉之为“奇作者”当蒙读者俞允。我读《井中奇书考》不仅以破胸中七百余年之谜为快,更欣赏其甘冒不韪,召唤实学,一矫空疏之弊。愿读《井中奇书考》者,知其事,识其人,更得其法。庶奇人、奇书、奇作者得鼎足而存。空谷之声,当跫然而至!

《中华读书报》

对《宋诗纪事补正》的几点意见

陈福康

《文汇报》2003年6月15日
 

写下这个题目,说实话,也有几分犹豫,几分惶恐。

我对钱钟书先生,怀有极崇敬的高山仰止般的心情。翘盼已久的《宋诗纪事补正》,上个月终于问世,我立即购置一部,兴奋不已。我知道,人称"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清沈德潜语)的厉鹗,编撰《宋诗纪事》历二十年之久;而钱先生又经过四十多年,断断续续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自己又不是什么宋诗专家,有何资格来提什么意见呢?再说,皇皇十二巨册,三百多万字,在短时间内也来不及细读(我粗粗翻阅,尚未过三分之一),何必就急着写此文呢?而且,我更知道写这种文章是很易"得罪"人的,一位我尊敬的老先生也劝我别写。那么,为什么仍决定要写呢?主要一句话:吾爱钱先生,吾爱(或曰更爱)真理与学术。尤其是,有些错误如算在钱先生头上是冤枉的,我不能眼看钱先生令名受累而不吱声。再说,作为高价图书商品的消费者,如果觉得质量不满意,总也允许说几句吧?

本来确是想至少将全书翻过一遍后再写的,而且已想好要分开写两篇。一是补正钱先生的补正。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我确实也发现了一些钱先生疏漏甚至搞错的地方。钱先生补正前贤,他肯定也欢迎后人补正自己,这该是没问题的。另一篇,是想指出书中一些我认为不能怪钱先生而主要是其助手或出版社造成的问题。今天先写的这篇拙文,即属后者。为什么急匆匆没读完就写呢?因为日前从《中华读书报》上看到吴学昭的文章,其中提到三联书店也即将把此书收入《钱钟书集》。我想起,三联已出的"钱集",已有范旭仑等学者指出过很多错误(主要不属于钱先生本人的),因此亟欲将自己已发现的问题写出来,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关于署名

一、此书书内每卷卷首写的是"无锡钱钟书默存补正,钱唐厉鹗太鸿原缉",但每册封面、书脊、版权页,以及外装纸盒上却都赫然印着"钱钟书著"。我想,钱先生不可能连"著"字的用法都不懂。试想,自古以来,从计有功到厉鹗,再到陈衍、陈田、邓之诚、钱仲联,以及陆心源、孔凡礼等人,所有的"诗纪事"类书的辑撰者或补正者,有这样自署的吗?或者,有哪家出版社在印这些书时这样署用的?记得以前某社出版的《石语》一书,也曾印作"钱钟书著"(钱先生自署是"记"),很多人见怪不怪,所以这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关于《凡例》

二、书前《题辞》后的脚注(关于"买菜求益"),究竟是钱先生写的,还是他人所为?如果是别人写的,理应注明。书前的《凡例》,也没说明何人所作,甚至不知钱先生生前有无过目。例如,第三条说:"对原书所采评论和本事,进行补充和匡正。除依原书体例补入有关诗及诗人的资料外,并增益对诗人的一些评论文字。这些意见,采用补正者较晚发表的版本。"就多处令人看不懂。"原书所采"云云,当指厉氏采辑的前人的述评。钱先生的"补充"、"增益",当然也应是采自前人("匡正"则是钱先生本人的论述),这是"诗纪事"类著作的体例所决定的。那么,"这些意见"又指什么呢?钱先生的"补正"此前并未曾发表,怎么又"采用补正者较晚发表的版本"呢?

三、《凡例》第四条说:"'补诗',依厉书规矩,凡该作者存有别集者,则应选取代表性作品。这部分工作,已有《宋诗选注》在,基本从简。凡该作者别集已佚失或残存,搜罗愈显不易者,则尽所见查检删汰后补入,因情形复杂又有参考价值者,则酌情收录存证。对其它可靠著作征引的诗篇、诗联、诗句,尤多注重。新见之优秀别集旧本,则适量放宽尺度,以利读者研讨。"此处"这部分工作,已有《宋诗选注》在,基本从简"云云,很难相信出诸钱先生笔下。《宋诗选注》只是列入普及性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的一本,所选仅八十来人,字数仅二十几万;而《宋诗纪事》是大型的以"纪事"为特点的学术性诗歌总集,所涉诗人及全书字数都是《宋诗选注》远不能比的。二者性质不同,选诗标准自然也不能一样,怎么可以"基本从简"呢?再说,钱先生自己生前多次表示过对《宋诗选注》所选篇目的不尽满意(见香港版前言等),学界(从胡适之先生到刘永翔先生)比较一致的评价也都认为《宋诗选注》的精彩主要在于它的评和注,对选则颇有微词(刘永翔先生更指出《宋诗选注》篇目约四分之三乃依傍前人旧选),因此,钱先生自己是不会说"已有《宋诗选注》在"这样的话的。何况"基本从简"云云也根本不合事实,现在书中增补的诗还少吗?

关于增补诗

四、现在书中增补的诗,有的明显未依厉书规矩,或未严格按照凡例中的标准。自从宋人计有功创编《唐诗纪事》以来,这类书有别于其他诗选或诗话的特点就应该在"纪事"二字上。厉鹗原书序中也强调选录有关"评论"、"本事",以利于"知人论世"。当然,这类书籍的另一功能是搜罗遗佚,保存一代诗歌文献。由于钱先生在补正时,《全宋诗》尚未编纂,因此如果对一些"小家"或者无别集行世的诗人的作品多给予关注,多辑录一些散联、零句,是有必要的。但这毕竟也有个度,要做到钱先生说的"精审"。而现在书中触目可及、采引最多的是《全芳备祖》、《锦绣万花谷》、《永乐大典》残本等书,且几乎是有见必录、毫无汰选,估计大多是助手添补的。可能是因为已被输入电脑,或者本来就已有人编过索引,顺手牵来不费劲。像《全芳备祖》一类书,无非是花草木果之咏,很多作品并无思想性、艺术性可言,更无"事"可"纪",于知人论世何补,大量选录实无意义。这样一来,更大大冲淡了钱先生几十年来辛辛苦苦从浩瀚无涯的笔记、诗话、杂史、方志等书中爬梳采摭、铢积寸累所显示的功夫和成果。钱先生在《题辞》中说的"买菜求益,更不精审",岂不成了"本地风光",自己对自己的讽刺?

关于杨亿诗的增补

五、书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对杨亿诗的所谓"增补"。本来,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对杨亿连提也没提,一首诗也没选;不料在这部《宋诗纪事补正》中,却大选特选,排印了九十多页,已经够单行出一小册了。是因为"作者别集已佚失或残存"吗?不是,书中主要辑录自《武夷新集》前五卷。《武夷新集》就是今存杨亿的别集,共二十卷,前五卷为诗。是因为"搜罗愈显不易者"或"新见之优秀别集旧书"吗?也不是。《武夷新集》在最易找的影印本《四库全书》中就有,而且《宋诗纪事补正》所录杨亿诗的三十来个阙字,在库本中全部都有,可见其所采者并非"优秀旧本"。那么,只是"适当放宽尺度"吗?也不是。《武夷新集》共有诗三八六首(据库本统计),《宋诗纪事补正》仅仅少收五首,而且可以判定的并不是"删汰"而是漏失。书中连那些低俗无聊的应制诗、"太常乐章"之类也都收录了,简直是毫不懂"规矩",拎到篮里就算菜。我绝不相信钱先生会这样做!记得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里说:"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据说是吃了抄手太卖力气的亏。"那么,现代"抄手"有了复印机和电脑复制粘贴的手段,一旦"太卖力气",钱先生的亏就吃得更大了。

关于诗人小传

六、书中还将钱先生《宋诗选注》中的诗人小传作为"补正"而抄在厉氏原书的小传后面,而且都不注明抄自《宋诗选注》,好像是钱先生专为此书而写的,实在令人哭笑不得。即以最先出现的柳开为例,"补正"的一开头是:"柳开,字仲涂,自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大名人,有《河东集》……"这些内容,厉氏原书的小传中不是明明都有的吗?究竟算"补"了什么?"正"在哪里?书中其他抄自《宋诗选注》的"补正"均如此,所谓"补"也就是小传后面对诗人的一番评论。但是,历代所编的诗纪事类书,多无编撰者本人的评论。再说,《宋诗选注》中有的小传极简略,如张舜民,仅最后一句"作诗师法白居易"数字为厉书小传所无(同样情况的还有章甫、刘宰等人),书中只为这样几个字的评论而特地抄来一段小传作为"补正",实在有点滑稽。(另有徐照、翁卷、赵师秀几位的小传,只是因为实在没内容可抄作"补正",才没抄。)而《宋诗选注》的小传是用白话文写的,今在整部文言大书中,突然冒出一篇大白话,真正是不伦不类!而且,《宋诗选注》小传原文有大量尾注,此书把这些尾注删去原有的注码,改为夹注,并常常学《管锥编》的写法,在有关书名、篇名前擅加"参观"二字。改动者似乎没想到《管锥编》本是文言著作,今用"参观"二字夹在白话文中间,又是多么别扭!书中甚至还擅改钱先生的原话,如《宋诗选注》的王禹?小传中写道:"北宋初年的诗歌大多是轻佻浮华,缺乏人民性",此书抄录时删去了"缺乏人民性"一句。是"采用补正者较晚发表的版本"吗?我查了1995年人文版和2000年三联版,这句话都是有的。又如刘宰小传,原文是"诗歌不很出色,但是像下面选的两首,在同时人的诗集里倒也很难找到那样朴挚的作品",抄书的人也许觉得没法照抄,竟妄将"像下面选的两首"删去!这样,便将钱先生只针对两首诗的评价,歪曲成对刘宰全部诗歌的评价了。

关于误补

七、书中还有一处"补正",将儿子的诗算到老子头上,举出来也颇有"典型意义"。书中在"郑震"名下,补了《陆绩怀橘遗母图》和《王烈餐石髓图》两首诗,均注明录自《永乐大典》残卷。然而,这两首诗却是郑震的儿子郑思肖的作品。《永乐大典》记错了作主,但所记采自郑震《清隽集》却也不算错。因为《清隽集》为元人仇远编选郑震四十首诗而取的书名,但该书中又附了郑思肖一百二十首诗。上述那两首诗即出自郑思肖的这一《一百二十图诗集》。《清隽集》绝非僻书,曾收入《知不足斋丛书》、《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国粹丛书》等中,钱先生肯定看过,绝对不会弄出这样的笑话来。而不看原书、只编《永乐大典》索引的人,才会出现这样的差错。这里还想顺便指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在郑起(即郑震)名下也误录了这两首诗,而在郑思肖名下本是全录了包括这两首诗的《一百二十图诗集》的。而更不可原谅的是,署名整理郑震和郑思肖的诗的研究者,正是同一个人!

另外,书中的错别字和标点错误也不少,有的还相当可笑,如杨亿诗中的"迎俎"(即迎接皇帝祭祀其老祖宗用的三牺六畜之类),多被错成"迎祖"。但此处就不详举了。

最后,我想起钱先生曾经引用过的陆象山语:"吾尝谓一种无知庸人难于镌凿,往往累人。……不明者往往归咎其师,不知为其师者亦诚冤也!"真的,要拜钱先生为师,确实是很难的。出版社要出好大师的书,也不容易。尤其是以前从未出过这类高深学术书的出版社,至少应该聘请真正的专家来把把关,不要只想着出风头,并要有充分雅量准备接受读者的批评。《宋诗纪事补正》一书,除了出排印本外,我仍希望能影印出版有钱先生批语的原本(包括影印钱先生有关书信和便条),不知商务印书馆将出的钱先生手稿全集里是否包含着此书?

郑思肖是宋末一位颇具坚贞节气的诗人。诗品出人品,七绝《咏制置李公芾》“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之成为一首令人感泣、给人力量的“正气歌”绝非偶然。

诗题中“制置”即制置使,掌握置捍卫疆土的军事,宋代多由安抚使兼任。“李公芾”即李芾,字叔章,为人刚介,不畏强御,治事勤勉。是南宋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的地方官兼湖南安抚使。芾立誓“以家许国”,德 右元年(1275)七月至潭州,招募丁勇,栅江修壁,准备迎敌。是年九月,蒙古右丞阿里海牙于攻取湖北州郡后又攻至潭州,遂以大军围城,芾与军民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蒙古兵于除夕登城。李芾乃命帐下沈忠:“吾力竭,分当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尽杀之,而后杀我。”沈忠迫不得已而从命,事毕亦自杀。潭州百姓闻之亦多举家自杀。闻此惊心动魄的壮举,郑思肖怎能不热血沸腾,引吭高歌?

“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是在前句从诗人的角度歌颂李芾等“忠”的基础上,又从敌方进一步歌颂“其勇”。忠为勇的前提,勇为忠的表现。赞誉“潭州城”实即赞誉潭州城守卫战的统帅李芾“忠勇”双全。

谜作者定谙熟此历史典故,不施粉黛、信手拈此佳句挂面,于平淡无奇中给人掷地有声之心灵震撼!先以典故中主人公“李芾”撷取“李”字;再以典中李芾率领军民“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的顽强抵抗,以及李芾慷慨登陴,亲冒矢石督战,有招降者尽皆杀之,突出其对大宋朝皇帝的“忠诚敬业”,使“忠”字水到渠成,如雨后荷露自跳于读者眼前,可谓不蔓不枝;末以气焰甚盛、不可一世的蒙古军大败宋朝丞相贾似道于芜湖,又攻取湖北州郡,一路可谓势如破竹,谁知在小小的潭州却被阻止长达三个多月之久,通过敌方士卒的交口盛赞反衬出潭州城的固若金汤。古人常以“郭”代“城”,翻看《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对“郭”有如下解释:“古代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例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等即指此也。“盛”字取其“兴盛、繁盛”之义,与谜面中“铁”字相着,环环相扣用前呼后应评价实不为过。

即如此,谜底“李忠、郭盛”即跃然纸上,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仿佛一位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形象展现在读者眼前,李芾的精忠报国,潭州城的浴血奋战,惊天地泣鬼神,定如千年松鹤,载入史册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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